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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勇武过人、舍生取义者，不计其数。而最为人们乐道的是关羽和岳飞。关羽的名字和事迹通过一部脍炙人口的《三国演义》而广为流传，历代王朝又不断加官进爵，成为一个无可复加的关帝圣人。而岳飞则不同，岳飞生前事迹既别于关羽，死后境遇更迥异于关羽。相反，在政治局势变化的影响下，岳飞含冤死后仍不得安宁，最后被嬗变成一个“愚忠”的形象。
一、宋高宗为一己之需 ，诋毁岳飞。
宋高宗赵构害怕岳飞抗金成功，父兄二帝南归，威胁自己的皇位，于是权奸勾结，冤杀岳飞。在岳飞死后不久，关于歪曲的叙述就已展开。加害者宋高宗为了掩盖他假抗金真投降甘当儿皇帝的用心，不仅禁绝有关受害人岳飞的民间“私史”，而且在秦桧之子主编的《高宗日历》之“官史”里，更以一己之需，诋毁岳飞，任意篡改历史。因此，绍兴十三年（1143年）《高宗日历》成稿后，其真实性即受到同时代人的质疑。《高守日历》观己失传，如果这部官史还在，不失为治史者的反面教材。另一方面，《高宗日历》虽然不复存在，其影响所及，从至今仍为研究者广泛使用的两部主要宋史文献《三朝北盟会编》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里，还是能找到一些斑斑迹迹的。
二、岳珂吁天辨诬，为祖雪冤，取得成效。但在南宋王朝统治下的语境里，也回避了岳飞与宋高宗的矛盾。
最早把岳飞还原到历史情景里加以叙述的书文收录是岳珂的《鄂国金佗粹编》和《鄂国金佗续编》。这两部著作，是研究岳飞的主要文献，是现存最重要、最详尽的记录岳飞事迹的史籍。岳珂在《吁天辨诬》中写道：“先臣之得罪，天下皆知其冤，而不知其所以为冤”，岳珂碍于宋朝皇权，又要为祖国雪冤，在那样的背景下，岳珂不可能把岳飞的“所以为冤”的责任推及高宗。但《鄂国金佗粹编》和《鄂国金佗续编》的编纂，虽然留下了使岳飞名垂青史的历史文献，但也底定了影响后世的君臣之义的岳飞模式。
三、宋朝倾覆后，蒙元王朝统治，岳飞的“还我河山”，无疑又成了当时统治者的大忌。
岳飞所抗击的金人入侵，虽然不是蒙古族入侵，但总起来说抗击的是外来侵略，一个王朝代替另一个王朝的初始阶段，也是通过武力强迫实现的。所以，元朝时期，对于岳飞的正确叙述自然不为蒙元所容，关于岳飞的剧目单薄而贫瘠，实在是微不足道，仅有的《东窗事发》和《宋大将岳飞精忠》也略去了有关民族矛盾部分不提，把岳飞和秦桧的战和矛盾纳入到佛教因果报应里，以反历史的笔法表达了作者的无奈。在蒙元的民族歧视制度，等级森严，界限分明，被“南人”奉为至尊的岳飞，自然不会被蒙古统治者公正叙述。
四、清初排岳，钱彩的《说岳全传》和乾隆皇帝的诗文在咏叹岳飞的同时，又对岳飞形象进行了根本的篡改。
由于满族自认为是女真后裔，对岳飞的叙述在清朝受到了压抑，满清国家权力直接参与了岳飞形象的定型。钱彩的《说岳全传》起到了关键作用，把一个忧国忧民、反抗外来侵略的铮铮硬汉改造为一个绝对尽忠的形象，从而使岳飞成为教化的工具，满清统治者在君臣之义的语境里对岳飞忠孝的强调，隐含着模糊满汉之间自他界限的政治目的。清代雍正年间，岳飞像曾被迁出“武庙”。乾隆皇帝不愧为一代“明君”，在承继了乃祖对汉人的血腥镇压的同时，他开始了显示皇帝权威的南巡之旅，在南巡途中，乾隆皇帝特地到岳飞故里汤阴绕了一圈，留下了颂扬岳飞的诗作，他又六巡杭州，驾幸武穆祠墓，褒扬忠孝，显示出这个清高宗皇帝远远高于置岳飞死地的宋高宗。但是，乾隆的目的不在于岳飞身上，而是意欲创造一个绝对忠孝的岳飞像。历来争论岳飞“愚忠”的形象时，论者都将原因归于钱彩《说岳全传》，殊不知还有一个“钦定”的岳飞宣传大纲高高在上呢！乾降在他写的《岳武穆论》就把岳飞刻画成一幅愚忠的形象：“知有君而不知有身，知有君命而不知惜己命，知班师必为秦桧所构，而君命在身，不敢久握重权于分疆之外”。乾隆的这段评论与历史事实根本不符合，然而却成为清代以来对岳飞叙述的主要基调。乾降语的翻版弥漫于清代对岳飞形象的叙述。《岳侯教子》一出戏就把岳飞塑造成唯君命是从的形象。
可见，所谓岳飞“愚忠”的说法就是这样塑造出来的。
孙 江 岳瑞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