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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林，原名岳来宾，曾用名岳子林，为民族英雄岳飞的第32世裔孙。山东省潍坊市人。1919年9月7日，出生于哈尔滨一个手工业者的家庭。幼时先在哈尔滨读书，“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日本侵略者很快占领了哈尔滨。岳林不堪忍受日本人的压迫，逃出沦陷区，回到家乡山东省潍坊读书。1936年到济南育英中学读书，并先后加入了“抗日救国会”、“民族解放先锋队”、“援绥抗战”、“声援东北大学南下请愿”、“七·七抗日宣传”等活动，表现了高昂的革命热情。1937年夏到年底，岳林参加了山东政训处第五战区青年军团训练班，1938年，参加了第五战区抗敌剧社（后改为艺术宣传队）。
1940年1月，岳林奔赴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加入了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队学习，后转到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学习。这一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2年延安解放区在开展整风运动的同时，掀起了大生产运动。在延安大生产运动中，鲁艺的同学一部分下乡，大部分参加了纺织和农业生产。岳林不顾当时身体虚弱，积极参加了农业生产活动。后于1945年3月，回到鲁艺戏剧部文工团工作。这时文工团曾组织排演活动《带枪的人》，岳林参加了演出活动。
1946年2月，中央抽调大批干部来东北，岳林也在其中。先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后调到哈尔滨电报电话局工作，任副政委兼俱乐部主任，不久改任副局长。1949年2月，调任长春邮电管理局副局长。1952年6月，岳林到中共长春市委党校学习。1954年4月毕业后，留校任副校长。1955年11月，调中共长春市委宣传部任副部长，1960年11月任部长。
岳林在任中共长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期间，工作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常常为工作而忘了身体，如一次在家突击搞一个宣传材料，由于长时间工作没有休息，竟晕倒在地上。
他善于用典型指导工作。如抓领导核心组学习时，他选择了两个单位做为试点，组织干部深入了解情况，亲自总结经验，用点上的经验指导全面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岳林乐观向上，口才一流，宣传党的政策具有很强的感染力。他为人厚道，工作踏实，表现出求实精神。在1958年大跃进时期，他一方面认真理解贯彻中央和省委指示精神，一方面又积极主动地根据市委领导意图并结合实际进行宣传。当时长春市委在第一书记宋洁涵、书记李都同志主持下，工作进行得比较稳，为此受到某些地市的触及。在这种形势下，岳林对部里同志说：“我们不要追求表面轰轰烈烈，而要注意实际效果，要一步一个脚印，对什么事一定要搞准确。”在那“能把豆角说成桥”的年代，敢于强调实际，表现出了非常可贵的求实精神。
岳林在掌握政策上，也比较稳。特别是对人的问题上，更是慎重。在团结使用老艺人上，也表现了较高的政治水平。
1962年10月，岳林带着党和人民的重托，受命来到长春电影制片厂担任党委书记。上任伊始，正是党和国家对文艺电影进行调整的后期，不但政治方面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而且生产方面也面临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岳林带领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全体艺术干部和职工们，克服“左”的不利因素，到任的第二个月即11月6日，他主持的党委会讨论决定，对创作组的形式进行调整，适应了当时的生产关系，这一调整使长影在艺术创作下取得了某些发展和喜人的成绩，是长影历史上比较辉煌的时期：
岳林带领创作人员认真总结艺术创作经验，推动长影的生产创作。1963年《自有后来人》在革命历史题材领域塑造了新的人物形象。
1963年2月，长影的《冰山上的来客》，以它别具一格的面貌呈现在银幕上的时候，电影界和广大观众都不禁耳目一新，这部用音乐抒情手段表现的惊险反特故事，无论其内容和艺术形式都出人意料，并有新的突破。
1963年12月，《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续集）和《朝阳沟》则把长影的农村题材影片的传统继承了下来。
1964年2月，长影推出的为广大观众所喜爱的影片《英雄儿女》，成功地塑造了志愿军战士王成的光辉形象，这部影片继承了长影拍摄战斗片朴素、真实、感人的传统，是长影创作生产中一朵艳丽的鲜花。
1964年7月长影的新片《兵临城下》，受到周总理的深切关怀。该影片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揭示了我们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战争必胜的真理，获得了“编剧好、导演好、摄影好、演员好”的赞誉。
但是，当时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相互勾结，发起对“有鬼无害论”和“电影创新的独白”的批判，“左”的思潮不断袭来。1964年开展了对“中间人物论”、“现实主义深化论”等的批判，不久发展成对影片《林家铺子》和《兵临城下》的批判，并抽调大批人员到农村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使得电影创作生产处于十分艰难的境地。在这种形势下，身为党委书记的岳林通过多方面的工作，极力创造清新的政治空气和较为宽松的创作环境，团结全厂创作人员同心协力，创作符合人民需要的影片。1965年7、8月间，文化部在北京召开了有各故事片厂党委书记和厂长参加的“电影题材规划会议”，周总理到会讲话，要求创作出努力反映现实生活的影片，长影厂党委据此对本年和下年度的题材规划及时做了调整。岳林集中艺术干部的智慧，本着自己对党的文艺政策的理解，果断决策，长影又拍摄了一批优秀影片，如：《独立大队》、《兵临城下》、《英雄儿女》、《特快列车》、《女跳水队员》、《万木春》、《冬梅》、《朝阳沟》、《景颇姑娘》、《满意不满意》以及戏曲片《墙头马上》、《花为媒》、《铡美案》、《节振国》等，这一批影片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都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平，它不仅在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也是中国电影史上的重要作品。这些影片发展了长影的传统艺术风格，并进一步开拓了题材领域，使一批艺术干部（如于彦夫、赵心水）在生产实践中成长起来。这是长影全体职工和长影领导“一班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公正地说，这是同岳林“整体把握”分不开的，是岳林正确领导的结果。
岳林接受前车之鉴，并发扬自己一惯的领导作风，他一出现在长影职工面前，即使人感到十分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工作中注意调查研究，遇事同领导一班人商量，从不草率做任何决定。在岳林任党委书记的这届党委中，有代表艺术方面的委员、艺术副厂长林山同志，还有分管技术的委员、副厂长苏云同志，岳林和他们的合作非常融洽，他能充分发挥艺术领导的作用，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加强了集体领导的作用。岳林对党委“一班人”能用其所长，团结尊重，是大家公认的“好班长”。
1964年岳林曾以长春电影制片厂厂长的身份及中国电影代表团副团长的身份（司徒慧敏同志为团长）赴印度尼西亚访问。1965年以中国电影代表团团长身份率中国电影代表团访问古巴，1966年他又率中国电影代表团赴日本访问。每次出访都圆满地完成了文化交流任务，坚定地执行了党的外交路线，归国后，受到了周恩来总理和外交部的表扬，周总理和邓颖超亲自在家设宴款待代表团领导以示褒奖。
正当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创造生产进入无比辉煌的时候，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长影一下子被打入灾难的深渊。95%以上的艺术、技术、管理干部都遭到了程度不同的残酷打击、无情斗争，将近300人被非法关进集中营式的“牛棚”，除极个别影片外，17年来所拍摄的影片和译制的外国影片，都以莫须有的罪名打成了毒草。将552名艺术、技术和管理干部下放农村，影片生产无法进行，全厂陷入混乱、瘫痪状态。岳林也像全国众多的党政干部一样遭受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
由于岳林在长影群众中威信很高，1970年被结合到新党委班子中，继续抓长影的三线建设和样板戏《奇袭白虎团》的拍摄，为挽救“文革”失去的时间，他拖着被毒打迫害的病体，顽强乐观地坚持工作在第一线，呕心沥血“抓革命促生产”。
1972年7月，毛泽东主席批评“现代电影戏剧、文艺作品少了”，1973年元旦，周恩来总理明确要求电影工作者要“经过3年努力，把这个空白填上”。长春电影制片厂首先响应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号召，开始改编拍摄彩色故事片《艳阳天》。冲破文化专制主义的压制，长影的艺术家们终于在1974年春节向全国人民一举奉献了3部新故事影片：《艳阳天》、《青松岭》和《战洪图》。尽管这3部影片受到了所谓“三突出”的污染，带着那个时代的局限性，但它仍然受到了人民的欢迎，因为人们从这里毕竟看到了希望啊！特别是在1975年、1976年“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野心已经到了图穷匕首见的时候，他们强令拍摄了几部内容不好的影片。尽管这个时期政治条件极端险恶，各方面压力很大，但是长影的艺术家们仍然坚持进行斗争，艰难地进行探索前进，拍出了如《创业》、《车轮滚滚》这样颇受欢迎的优秀影片。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创业》（1975年1月）这部优秀影片，是长影的广大电影工作者在那动乱的年代里顶着风浪拍摄的。影片真实地再现了石油工人在国家处于暂时困难时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然而“四人帮”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在影片上映的第二天便迫不及待地下令禁映。影片编剧张天民同志不畏“四人帮”的淫威，在有关领导和同志们的支持下，毅然给毛主席和邓小平同志写信，控告江青及其控制下的文化部扼杀《创业》的罪行。1975年7月25日，毛主席在信上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份了，不利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对此片给予充分的肯定和支持，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给了迎头一棒。今天看来，《创业》在政治和艺术上尽管还存在一定的不足，但仍不失其为一部优秀影片。
十年内乱，对于电影事业乃至整个国家来说，是十年破坏，是灾难深重的十年。但是，长影这支在党的长期培育下成长起来的队伍并没有被摧垮，而是在斗争的风浪里锻炼得更坚强，更成熟起来。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长影的广大电影工作者深受鼓舞，他们奋起揭批“四人帮”的滔天罪行，努力肃清其流毒，同时迅速恢复和发展创作生产。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出改革开放政策和“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口号，随着整个文艺和政治关系的调整，中国电影才真正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发展新时期。电影艺术家们的思想得到了解放，创作积极性空前高涨。
1980年3月，岳林重新担任长影党委书记，应时代要求，他带领长影的干部职工，忘我工作，在短短的时间里，影片产量直线上升，艺术质量不断提高，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这期间长影拍摄的彩色故事片《吉鸿昌》（上、下集）在《大众电影》举办的第三届百花奖评选中被评为“最佳故事片”，编剧陈立德同志被评为“最佳编剧”。此片还于1983年获首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此外，还与《保密局的枪声》、《苦难的心》、《小字辈》、《北斗》（上集）一起获1979年度文化部优秀影片奖，并被列为向国庆三十周年献礼的优秀影片。《残雪》和《绿色钱包》也分别获得1980年和1981年度文化部优秀影片奖。《两个小八路》于1980年获得了团中央等8单位举办的少年儿童文艺创作二等奖。
岳林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他深情地爱着他的祖国和人民，他从抗日战争时期起，长期从事党的宣传事业和电影文化事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奉献了毕生的精力。他诚实善良，光明磊落，政治坚定。他关心群众，了解群众，赢得群众的无比信任。工作中他兢兢业业，作风平易近人，遇事能同别人商量，善于循循诱导，表现出坚强的党性和群众观念。
1983年4月10日，为新中国的电影事业呕心沥血、竭诚尽智的文艺电影战线上的优秀党务工作者岳林同志因心脏病发作，抢救无效，终被病魔夺去了生命，享年64岁。他在长影工作的22个春秋，赢得了全厂艺术创作干部和广大职工的尊敬和爱戴.他的大家风范和突出贡献,将永载长影和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光辉史册,永远值得后人敬仰。
梁超 岳瑞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