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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法官的业余作家岳瑞霞女士，为弘扬先祖“尽忠报国”传统，在岳飞诞辰900年祭，主持编写这部巨著，可谓呕心沥血、搜肠枯肚，并耗竭家资。她发出数不清的征文函和征求意见书稿，马踏飞燕四处奔走搜集整理史料，登门拜访无数名家虚心求教，精心修改每份文稿或亲自采访撰写，……这一切都是在繁忙办案之余进行的啊！举一小例：她为确定书名和解决有关技术性问题，多次征求各方意见，与我通信和打电话不下十次；春节前夕，她乘火车通宵赶到北京，领取叶选平副主席题写的书名和名家赐赠的《满江红》墨宝，顾不上休息，又冒着大雪原路赶回山东送印刷厂排印，两天两夜未合眼。不知她哪来的这股不倦精力和无私奉献精神？
我一生平谈，讳言往事，为何弄出这篇张扬自己的拙文？——皆因受瑞霞至诚和盛情所驱动。瑞霞多次约我写份个人材料，未予承应。她从我老家约集到一批文稿，其中有《岳明的金色年华》，是我的老同学岳文乐以诗歌形式写的，用了许多溢美之词，令我忐忑不安，山沟里出了个所谓“京官”，猜择讹传。瑞霞又亲自写起草了《巴山雄鹰——中联部局长岳明》，小标题分别是：“神童时代”、“鹰击长空”、“航校执教”、“公仆京官”。——一篇文采飞扬的神笔杰作，读后面红耳赤，愧不敢当。对这些勉励我铭记在心，守住晚节。遂秉笔自白，掩瑕露璧，谈谈人生感悟。
我出生长在贫穷落后的大巴山区，从小受尽磨难。在好心人和政府的资助下，读书到高中毕业。过了五年半军旅生涯，在空军预校、航校和高级航校学习，后任教员。转业到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工作30余年，多次改行，当了近20年司局级公务人员并客座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国际问题的研究。退休后，授聘担任部咨询小组成员，继续做点国际问题的研究与工作。人生苦短，饱经沧桑，行走过的历程荆棘載途。
在乡亲和政府的资助下艰苦求学 心存人爱
我1939年11月出生在偏僻山区——四川省川北南江县农村。那里曾是红四方面军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地方，山峦起伏，土地贫瘠，交通极为不便，百姓生活困苦，至今仍属国家级贫困地区。
我父亲酷爱读书，满脑子孔孟之道，曾当过私熟老师，他不善劳作，到我学龄时已年近花甲，失去自食其力的能力，家道中落，家境贫寒。
本地教育事业极其落后，直到50年代中期，全县只有一所初级中学，每年招生百人，整个巴中地区仅一所完全中学，招生百余人，绝大多数儿童没有读书机会。解放前村上一座破旧庙宇改设为私立学校，就读生仅十来人，时办时停。学生按贫富分摊多少不等的粮食作学费，对我特殊优惠每学期只缴纳一升（约10斤）大米，仍无粮可交中途辍学，放牛捡柴，赤脚裸背钻山沟，掏鸟窝，采野果，几次险些丢了小命。
老爹对我做出的补偿，是夜间在被窝里讲故事、背诗文，包括岳飞精忠报国。他自言自语，绘声绘色，也不知我是否在听或懂与不懂。我从不言声也不发问，洗耳恭听，儿时的记忆牢靠，许多古典名著我后来也未涉猎，基本上是那时留下的印记。
1950年政府派来一位师范学校毕业的岳宗元老师，儿童免费入学。岳老师英俊潇洒，满腹经纶，调教我们一年，他老家的小学招高小生，带我们去应试，贴出红榜，我居然中了头名。因无钱交学费放弃升学。岳老师调到本乡筹建中心小学当了校长，又来了位教学有方的马老师，一年后我们班5名同学到本乡、本区高小招生应试，前几名都被我们拿下，我连中第一，得了一些纸笔之类的奖品。那时没想到再上学，开学前几天，岳宗元老师传我去谈话，说学费他替我交，并每月供给口粮。天底下竟有这样大慈大悲的救难菩萨，我热泪滚淌，一句感激的话也说不出来。我在学校的房檐下砌个小灶做饭，捡些野菜搭配节省粮食，日食两餐。我跳级插班，发奋读书，1953年7月以第一名高小毕业。这些“第一“，是当时念书的人很少，不具竞争性，矬子拔将，并非戏称的”神童 ”。走出山沟才看清天外天、人外人，优我者比比皆是。
考入县初中后，岳老师替我写了份助学金申请书，到乡政府盖了公章，并给我几元钱资助，乡亲们包括一些老太太偷偷将卖鸡蛋的几分钱（一个蛋当时卖1分钱）塞给我，家境好一点的同学也常给我些纸笔和文具，山里人的善良和扶弱济贫美德深深植入我的脑海，影响着我的人生，心存仁爱，同情弱者。
从读初中开始，在困苦中熬煎，衣不御寒，食不饱腹，纸笔文具短缺，失去亢进力，对读书渐生厌倦，用别人的钱更是于心不忍，总想找个差事餬口，听课分心，学习不扎实。
进入高中，仍靠吃助学金坚持读下去，生活更为艰苦，随着年岁的增长承受能力有所增强。虽学业平平，但尊敬师长，善待学友，热心公益，品德尚佳，曾被评为十好学生。
1959年5月高中毕业前夕，空军第一次到我们学校招收飞行员，我经学校推荐参加应试，经过从县到省一个多月层层体检，一路过关。8月被录取进了军校。我从小就有当兵的念头，终于如愿，怀着满腔热情从戎，立志报效国家。
回首往事，如果没有老师、乡亲和国家的资助，可能还是个半文盲。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无法报答恩师岳宗元，他1957年被打成右派，左派老师一再告诫我要划清界限；我也无法报答那么多乡亲，没有物质条件。欠下的人情债无以偿还，惟有用心学习和工作，对社会尽点微薄之力。我的家人了解我的脾性，从不求我办事，包括子女升学就业。乡亲们对我也很体谅。这样做我心里并不轻松，人世间“情义”二字最为珍贵，愧对家人和亲朋，心中时常不安。
革命熔炉磨炼意志 矢志报国
空军的要求十分严格，要培养自觉守纪的行为规范和为国捐躯的牺牲精神。入伍后先要在空军预校进行半年入伍教育，整掉不良入伍动机，立志献身国防事业。对我帮教的重点是转变谋求个人出路和狭隘报恩思想，这自然击重要害，经过教育，思想认识得到升华，自此信守报效国家的承诺，矢志不移。记得政治教员进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讲到“撼山易，撼岳家军难，撼解放军更难”时，自豪感油然勃发，老祖宗英名万古流芳。在预校还要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部队是座革命的大熔炉，逼使我痛改野性气息，结业时评为五好学员。
接下来是下放到陆军当兵锻炼一年，过野战军的生活。最苦的差事是到北塘海边挖鱼池，正值隆冬，泡在海水里用铁锹挖泥筑堤埧，干不动了用手掏泥，满手血泡，战友们将我拖上岸休息，我仍哎牙坚持到底，那时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头，磨炼了意志。当了两个月二十天兵，抽调少部分人返校，部队恩赐我个五好战士。
1960年2月我提前转到航校，学习航空理论和飞行技术。那时国家正处于严重经济困难时期，同时中苏关系恶化，赫鲁晓夫不给汽油和发动机，为节省油料，主要靠地面模拟训练，飞行次数大减，叫“苦练精飞”。我刻苦训练，教员带飞十来个小时即放单飞，掌握技术要领较快。从1962年开始，先后淘汰了大半学员。我在作特技飞行时有些头疼，到医院照片查出颅内有一良性骨瘤，医生认为良性不易发展，尚可边飞行边观察。一天航校朱政委找我谈话，说现在是三个人的饭九个人吃，谁也吃不饱，你头部有点毛病，不如到高级航校学理论，将来当教员。我满口答应了。马大队长臭骂我是“笨蛋”，说政委是在征求你的意见，你干嘛答应？我黙不作答，因为我自知很难长期飞不下去，国家培养一名飞行员耗资巨大，我不能再白花人民的血汗钱。
到高级航校教员训练班，已开课半年多，上的主课是高等数学和空气动力学，我座在课堂上听天书，茫然自失。既来之则坚持，每天死记硬背几十个数学公式，夜里熄灯后蒙头在被窝打开手电筒看书，落下紧张性头疼痼疾，隔几天到医务室注射普鲁卡因止疼，也养成挑灯夜读习惯。我在班里最年轻，老师几乎每堂课都向我提问，好像逗弄小孩子玩似的，这倒对我的学习起了促进作用，也练习了表达能力。
当时包括与我同时入伍的学员都转不了航校，要开设文化课，需要教员。我先教物理，后为领航班学员教数学。领航员首先要具有准确快速运算能力，通知飞行员随着风速风向等变化及时调整速度、高度、航向。我学过飞行，讲课中联系飞行实际讲解，学员们很爱听，每周评教评学送来一堆赞语，激励我精心备课改进教学。
1964年罗瑞卿总长在全军推广郭兴福教学法，搞大比武练兵。主管文化教育的王佐建副校长带着教研组长及教学参谋到处听课。他一连几天到我的班上视察，那付高度近视眼镜闪灼着令人敬畏的目光。我虽有些紧张，但血气方刚，初生牛犊，坦然应对。一天晚上召开教职员会议，沈华庆参谋在会上分析了我讲的一堂课，归纳出一套所谓经验，我自己觉得莫名其妙。那堂课，我只给了一个条件，让大家讨论在空中如何测算敌机的高度和距离。我事想出三个答案，谁知分组讨论大家竟然弄出十多种解法，我让各自登台解答，并比较其优劣，然后我结合教材进行归纳总结，着重介绍举一反三的学习方法，并检讨我自己愚钝，表彰聪慧生，课堂气氛活跃。这本来是很平常的一堂课，被领导拔高到启发式教学的典范，自己不以为然，戗了几句嘴，老教员认为我不虚心，被戴上“高傲”的桂冠。后来，学校挑选一些教员到大礼堂搞比武教学，上千听讲课，然后评议。有一次我为把握时间，生硬地打断答问罗嗦的学员，又得了一顶“态度粗暴”的帽子。从小缺乏管教和约束，酿成孤傲、任性、执拗坏毛病。大比武对我确实是一生最大的锻炼，每天备课到深夜，还要批改两个班上百人的作业；遇到上大课，还要向以王副校长为首的培养小组反复试讲，听取高见，学到不少真经。这期间生活失去规律，没有体育锻炼和文娱活动，常胃疼、头疼，诊断为胃出血，我拿点药悄然坚持授课。我教的数学课学员們成绩优异，结业考试在全校夺魁。对我工作的嘉勉，高定了个研究生的工资级别。转业后，教学组长陈志斌特意转告说，以我的教学实践总结的经验得了什么奖励，给教研究室配发了一些书籍和办公用具，算是对军校培养的一丝回报。
受中央机关无私奉献和清亷风尚熏陶 注意律己
1965 年初，我被选调转业到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工作。中联部是我党与外国政党交往的职能机构，相当于党中央的外交部。当时的部长是中央书记处书记王稼祥，他是我党才华横溢的卓越领导人之一，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深造，长期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在宁都会议、遵义会议和六届六中全会等历史关键时刻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并首次阐述了“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解放后首任驻苏大使。副部长有中央委员刘宁一、伍修权和候补中央委员赵毅敏等。能到这样的机关工作，对我来说是莫大幸运。
我怀着新的向往、新的追求，兴致勃勃地迈向心目中的神圣殿堂。映入眼帘的却是破旧小楼，有的平房上盖的是石棉瓦，办公用具简陋，与军队院校的条件相差甚远。部长们和颜悦色，穿着朴素，除外事活动，布衣旧履，并不是人们想像的那样面孔威严、衣冠楚楚。行政8级以下的司局级干部没有专车，住的是面积不大的普通楼房，伍修权副部长住在部内，同大家一起在食堂吃饭，家里盖的是军用旧被。中央机关如此清廉，简直让人难以置信，也使我深受感动和教育。同事间平等相待，对领导不称什么长，而叫同志或老张老李，分不清谁是领导谁是工勤人员。那时，部以下业务部门只设处，行政部门只设科，领导职数很少，过去曾担任县地级领导职务的同志也成了普通工作人员，没有听到什么人计较职务高低，同我一起工作过的王亚璋老大姐是党的五大代表，职务一直是干事，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李文和当了几十年机要科长。中联部对干部的要求很严，工作一丝不苟，作风十分严谨，大家全身心投入工作，国际上发生重大事件、中央交办的任务，闻风而动，连夜加班作战，晚上办公区灯火辉煌，不少人在埋头工作或孜孜不倦地看书学习。大家甘当无名英雄，无私奉献。后来我担任中央领导会见外国来访党宾的新闻吹风工作，见到的中央领导人都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会客室陈设简洁，宴请恪守“四菜一汤”规定。在这样的环境中，受高尚人格魅力的感染，心灵受到净化。我当上司局级干部也一直效法老革命的榜样，出门尽量坐公共汽车或骑自行车，亲友进京也只能乘公交车或出租车，在家中粗茶淡饭招待。大环境造就了小家子气息，对人不恭，深为歉疚。时常自责的是，国家对我从小培养，给予的太多，自己付出太少。
中联部对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要求很高，要熟悉和掌握多方面的知识。最基本的是外语、国际知识和写作能力。我一项也不具备。开始，分配我当校对，接触到的是中央领导人同外宾的谈话记录、外事活动有关的申请示报告及情况简报、国际问题调研材料等等，我向老同志学习掌握基本技巧后，把心思放在钻研这些文稿上，边校样边琢磨，字斟句酌地学习，遇到历史事件、典故、诗词、引述和不明白的各种知识，即向人请教或查阅有关书籍，不拘泥于机械地找出排版与原稿的差错或更正一些错别字。这对我积累知识起了不小的作用。对外事方面的其他知识，平时注意观察和学习，点点滴滴地充实头脑。后来潜心研究国际问题，挤时间阅读国际方面的书籍，搜集有关史料，出国访问细心考查了解情况，从大量信息中反复比较分析，做出判断，提出见解，参与起草了一些文稿，在内部出了些成果。
在中联部工作三十多年，改行多次，除“文革”中下放五·七干校劳动锻炼三年、到中央党校理论班学习一年半外，先后从事过审干、政工、宣传、党务、调研、行政、信息等项工作，担任过宣传处副处长和处长、机关党办主任、机关党委副书记、研究室副主任兼新闻发言人、办公厅副主任、信息中心主任和信息编研室主任等职务。每项新的工作转换，都从头学起，艰苦应对，力求尽职尽责。我心底里不愿当“官”，怕捅出纰漏贻误党的事业，对某些吏治腐败忧心忡忡。在工作中注务实而乏创新，安于平静，当和事老，常有心太软的微词，失误亦不少，谈不上什么业绩和建树。
我由衷感激乡亲们的关爱，老师、军校和中联部的培养，感谢老同学、老战友和同事们的支持、帮助、谅解和完容。
回味老祖宗岳飞的《满江红》，一言以蔽：“三十功名尘与土”，留下的遗憾已无法弥补“空悲切”。惟可自慰的是，先祖“心存万民心愿，志在统一河山，矢志复国”、“文官不爱财，武官不惜命”和“尽忠报国”的精神未敢背弃，尽管做得不如人意。今天，振兴中华的呼唤，对40万民族英雄的后裔将是新时代的昭示。愿“岳家军”再铸辉煌。
岳 明 自述